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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改土归流和贵州建省的意义
2013-07-30 09:25:50   来源:   评论:0 点击:

 

刘新华

摘要:本文阐述了改土归流和贵州建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明代   改土归流  贵州建省  意义和影响 

发生于铜仁的朱砂之战而导致明代对贵州的改土归流,其意义是巨大的。它加强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促进了贵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虽然这在主观上并不一定是明朝廷的初衷,但在客观上却达到了当时统治者预期不到的效果。

首先,思南、思州两宣慰司的废除和贵州建省,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

197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的改土归流词条,对改土归流的解释是:“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明永乐十一年(1413)平定思州、思南两宣慰司使乱后,废土司,设贵州布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清雍正时,由于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更在云南、贵州等省积极推行。”[1]1305

作为《辞海》用来阐述词条的例证,无可置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在贵州的改土归流,作为一项政治措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明清两朝在西南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借鉴。明万历二十六年,撤销铜仁长官司改设铜仁县;明万历三十一年,平定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的叛乱,废除播州宣慰司,结束了“播州自唐入杨氏,传二十九世,八百余年”[2]977的土司统治,“分播州地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曰平越府”,[2]977这些政治措施,都或多或少地有着1413年改土归流的影响。而313年后的“清雍正时,由于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更在云南、贵州等省积极推行”,更是改土归流历史影响的延伸。

其次,改土归流使贵州成为了一个省,改变了贵州在未建省前“元为湖广、四川、云南三行中书省地”的状况,加强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

一个地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状况如何,对于这个地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以播州(今遵义)为例,播州在唐宋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宋代曾先后出过八个进士,历史上曾有过一段骄人的辉煌。据庞思纯先生的《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一文介绍:“然而到了元代、明代,由于中央政府设置的变动,遵义划入四川管辖,成了该省的边远地区,这无疑降低了遵义的地位。政治上的冷落,往往接踵而来的是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忽视,政府的拨款少了,钱粮税赋的优惠条件少了,这不仅造成遵义的经济凋敝,而且给广大民众造成了心理上的障碍,随之而来的人才外流,商人向外寻找商机。我们可以拿遵义与贵阳相比,明代建省后,贵阳成为省城,有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之‘天时’,有黔中腹地交通枢纽之‘地利’,有人才荟萃之‘人和’,可谓得天独厚,自然成了黔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3]83所以,贵阳很快地便发展成为“ 笙歌十里市中市,冠盖千家城中城”的中心城市。

在贵州未建省前,这一大片疆域虽各有所属,但实际上是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的边远地区。无论在各个方面,繁华的、中心的地方才是这三省的重点,各种有利的政策都是首先向这些地方倾斜,被边远化了的地区是很难分到一杯羹的。作为依附于这三省末端的贵州的这一片疆域,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在不断地拉大贫穷落后的这一片疆域同繁华地区之间的剪刀差。贵州建省后,能挤身于当时南七北六十三省之列,地位的提高使得这种局面开始逐步得到改善,为今后贵州省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改土归流抑制了土司们的为所欲为,使西南地区的人身权利有所改善,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未改土归流前,作为一方土皇帝的土司,其权力是很大的。在土司的辖地中,土司的话就是律法,而且既不需报刑部批准,也不需等到秋后才处斩。土司如同阎王,要人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明代嘉靖年间的《思志府志·拾遗志》偶尔记载一则田宗鼎的残暴行为:“当时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俱以喜怒予夺生杀之,日刑数十人于香炉滩。今其水底见有血色如花状,俗名‘香炉开花’,则必有覆溺者。”[4]66仅此一例,即可见当时在土司的残酷统治下,人民是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改土归流后,虽然在贵州保留了不少长官司,在铜仁则更是全部保留,形成“土流并治”的局面,但朝廷对土司或配置吏目加以监督和钤制,或用武力加以铲平,或立副司以分其权,或削爵、降级,或严格制度,或停止世袭等种种措施予以制约。这一系列措施在铜仁都有过典型的实施实例,如:

明代改土归流后,铜仁的各长官司都配备了吏目,铜仁长官司在万历年间还配备了三名吏目,加以监督和钤制。清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二日(1727年4月13日),吏部议复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报告,将“铜仁府属平头司、省溪司,思南府属沿河司、朗溪司,黎平府属潭溪司、八舟司、龙里司、新化司、洪州司”原设“稽察土司”的从九品的吏目,加为从六品州同知职衔,“重其职守,以便就近弹压”。[5]307又如明宣德五年,乌罗府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筸子坪长官吴毕郎等作乱,招抚不从”,[6]210经过历时六年的镇压,“官军剿捕,残民无几”,[7]260明朝廷用武力加以铲平后,于正统三年五月初七(1438年5月30日),将答意、治古二长官司永行革除。再如明万历十九年九月(1591),明朝廷以“贪酷殃民”为由,将铜仁长官司长官李永授充军平夷卫;并于二十六年四月十六(1598年5月15日)革废铜仁长官司,改设铜仁县,其子李以谦降为铜仁县土主薄,但“不许任事”,使其有职无权。又如麻兔长官司原为正长官司,改土归流后将其降为副司,并从四川酉阳宣慰司划属贵州乌罗府的乌罗长官司,既降低了麻兔长官司的级别,又在乌罗立了副司以分其权。此外,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的管理日益严格,如嘉靖年间铜仁长官司长官李廷臣无子,曾取思南夫子坝(今属印江)同族李承祖过继,由李承祖的儿子李永授承袭其职;嘉靖年间提溪长官司长官杨胜奇无子,其妻张氏曾请以邻省芷江同族杨秀洪过继,承袭其职;但清朝乾嘉年间大万山长官司杨政超无子后,由于朝廷后来规定只准嫡系子孙承袭,不许同族旁枝借袭,从而导致大万山长官司因“缺嗣废革”。

改土归流后,贵州的一些长官司虽得以保留,但经此一变,大多一蹶不振,名存实亡,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飞扬跋扈,可以任意对其子民生杀予夺了(民国时期,部分地区土司制度仍然存在,解放后,土司制度被彻底废除)。而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劳动者,人身权力的解放必然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四,改土归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发展了当地的教育事业,为贵州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据光绪《铜仁府志》记载:“自改土以来,流寓是邦者,多吴、楚、闽、蜀人,各从其方之旧,相杂成俗。”[8]26这些外来的人民,带来了吴、楚、闽、蜀等地的进步科技和先进文化,促进了外来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促进了边远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铜仁的一些旧志上就记载了《种橡树养蚕示文》、《种橡树养蚕法五条》、《札发治疫医方示文》等,这些官方的示文,不仅在当时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发展当地经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瘟疫流行时,对于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更是功德无量。这些同土司的那种“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人才不得科贡”的野蛮统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改土归流后,贵州的教育事业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人文蔚起,科甲蝉联”的局面。元代虽然曾一度倡导儒学,但由于贵州当时为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的毗连之地,只设有顺元(治今贵阳)、普定(治今安顺)和播州(治今遵义)三路儒学。明代在贵州建省前,只设有一些卫学和司学,如洪武二十五年设置的贵州宣慰司儒学、永乐五年设湖广思南、思州二宣慰使司儒学等。改土归流后,明朝廷即于次年的十月初五(1414.8.26)设立了镇远、石阡、乌罗、铜仁、新化、黎平等六府儒学。之后又由于“在改土归流后设立的府、州、县,形成了一批流官统治中心,推动教育得力”,[9]349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社学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贵州的教育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明嘉靖十四年八月十二(1535.9.8),嘉靖皇帝下旨准云、贵各自设科,并将贵州乡试名额由二十名增至二十五名。二十五年,又钦定湖广的偏桥四卫生员就近赴贵州科考,增解额5名,加上四川永宁宣抚司的生员名额,共35名。贵州考生乡试不再远涉云南, 免除了“贫苦而无以为资者”、“幼弱而不能徒行者”、“不耐辛劳而返于中道者”的后顾之忧,极大地激励了读书人的奋发学习,参加乡试的生员从开科之始的千余人迅速地增至7千余人。是时人才蔚起,科甲蝉联。如明万历三十一年铜仁中举6人,天启七年铜仁又中举6人,崇祯三年,更是“却喜人文今鼎盛,同时同郡九同年”,[10]387铜仁竟中举9人。嘉靖三十二年的癸丑科和万历二年的甲戌科,铜仁的陈珊父子先后中了进士,在全省传为佳话。据统计,明代贵州共有1736人考中举人,109人考中文进士、20人中武进士;清代贵州共有3110人考中文举、1704人考中武举,611人考中文进士、103人中武进士;同时还有三状元一探花(武状元曹维城、文状元赵以炯、夏同和,探花杨兆麟),形成了“万马如龙出贵州”局面。

改土归流后儒学教育的兴起,不仅为贵州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同时也使得中原文化在贵州得以广泛的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贵州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改土归流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更是巨大的。一篇文章的容纳量不允许我在此详细叙述,故只好蜻蜓点水地作了上述简单的介绍,但愿能起到窥斑见豹、滴水映日的效果。

 

主要参考书目:

[1]夏征农主编.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

[2]清·郑珍、莫友芝纂.遵义府志[M].遵义:遵义市人民印刷厂,1986.3.

[3]·庞思纯.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J].贵州文史丛刊,2003(3)·

[4]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M〕.点校本.内部发行,铜仁:1991.4

[5]清实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11

[6]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宣宗宣德实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12

[7]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英宗正统实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12

[8]清光绪·喻勋.铜仁府志·风俗〔M〕.点校本,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8

[9]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明代的文化·学校教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10]清光绪·喻勋.铜仁府志·艺文·诗〔M〕.点校本,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8

 

通联:铜仁市碧江区档案局 1518581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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