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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建省史话
2013-07-30 09:27:5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刘新华

摘要: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贵州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和贵州建省的起因和结果,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

关键词:土司制度  明代  改土归流  贵州建省

 

在六百年前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有贵州省。虽然那时明王朝已经取代了元朝,但贵州这块广袤的土地,仍沿袭元朝的建置,还是分别“为湖广、四川、云南三行中书省地”。[1]1197

明王朝之所以要继续维持这样的局面,一是因为早在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65)时,思南宣慰、思州宣抚便“率先归附”,[2]8167到了洪武五年(1372),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又“先后来归”,[2]8167同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等也相率来归,朱元璋对于西南这些先后来归的土司,“皆予以原官世袭”,加上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等岁修职贡,最恭顺”,[2]8167朱元璋对于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无需分心南顾;二是因为明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更因为“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2]8167于是便在贵州“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2]8167所以,贵州这块地盘,才会仍然沿袭元朝的建置,由“原官世袭”的土司们“自王其土”、“世长其民”。

明朝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领大军由湘黔边境的辰州卫、沅州卫经贵州攻打云南,于是在辰、沅经贵州至云南的驿道线上大置卫所。为了管理这些卫所,明朝廷于次年正月初七(1382年1月21日),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治所与贵州宣慰司同城。贵州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但贵州“其民职有司则仍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1]1197形成了贵州只有省级军事机构没有省级行政机构的特殊局面。

明朝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3.3),由于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的历年仇杀,终于促使明朝廷痛下决心,废除了思州、思南两宣慰司,以两宣慰司原管辖的39个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铜仁、乌罗、思南、镇远八府。同时,为了总管这八府,明朝廷又设置了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总管新设的八府以及贵州宣慰司、安顺、镇宁、永宁三州。从此,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使贵州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说到贵州建省,就必须谈及促使明王朝决心在贵州实施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就必须谈及思州、思南这两个两宣慰司,而谈到思州、思南这两个两宣慰司,就必须谈及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造就了中国西南一大批自王其地的土皇帝

土司制度是中国元、明、清等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以土官治土民”,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条件下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措施。

土司制度的前身是土官、土吏制度,其历史渊远流长。早在元朝以前,各封建王朝就已采取“以土官治土民”,即封赠边疆各族首领官爵以统治本族人民的办法。主观上,历代统治者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3]844思想的影响,非要使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江山一统,四海归心,才算完成帝业;而客观上,对于“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3]844的边远地区,却又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只好退而求其次,“益闻天子之于狄夷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3]843只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承认受其管辖,纳贡称臣,有一条绳子牵着,便听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自相雄长、世世代代做土皇帝。

除了“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一精神胜利法外,诸葛亮征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所采用的不置官、不留兵、不运粮的三不政策,更是对后来的统治者深具影响。按照诸葛亮的分析,如果要在边远地区设官,有三不易:“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4]921置官便要留兵守卫,留兵便要运粮。运粮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汉武帝时唐蒙出使夜郎,率领的军队才一千人,而运送粮食辎重的夫役却达一万多人。元朝大德六年(1302),陈天祥在《论征西南夷事疏》中记载了一次运粮的情况:“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负担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苦愁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数万之军,止仰今次一运之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5]3948所以置官留兵运粮,弊大于利,倒不如设置土官省事。因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诸葛亮当年在少数民族地区所采用的“即其渠帅而用之”[4]921所达到的“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4]921的效果极为推崇,基本上都是在边疆地区采用了羁縻政策。

西南地区设置土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建元六年(135),汉武帝为了制服南越,听从鄱阳县令唐蒙的建议,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去“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矣,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3]831

郑珍等人在编纂《遵义府志·土官》时认为这不光是“西南始郡县焉”,而且“蛮夷王侯君长,相承不废,有丞,比郡县,即后世之土官也。”[6]949《明史·土司》中也提到过这一点,说“及楚庄蹻 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7]7981

唐朝在统一各边疆地区后,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羁縻府、州、县856个,大的为都督府,次为州、再次为县,任用各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世袭其职,世长其民。当时除在今贵州乌江以北设置了一些由中央控制户籍、田亩的经制州外,在乌江以南设置的羁縻州就达50个。除此之外,贵州还同时存在着一些小国和部落,如牂牁国、罗甸国、于矢部、乌撒部等。

唐天佑四年(907)正月,唐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唐哀帝李柷被迫向梁王朱温献出玉玺,以示禅让,使朱温得以自称皇帝,建国号后梁。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53年分裂成五代十国的时代。唐朝在西南地区所设置的州、县也自然消失,成为当地首领自相雄长的割据之地。这就是《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说的“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8]14172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局面下,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乘机扩张地盘,壮大力量,为以后的世袭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 后周最高统军将帅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使中国逐渐统一起来的宋王朝。宋太祖虽然能以“卧榻之则,岂容他人鼾睡”为由,灭了南唐,但对于西南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因“北有大敌,不遐远略”,[9]15只能采取羁縻政策,以求相安无事,仅设置了一些称为“砦”的军事行政单位,诸如锦州砦、遵义砦等。并在部分边疆地区也因袭了土官制度,设有羁縻州、县、峒等。贵州大部分地区在宋代属夔州路,夔州路所辖正州甚少,绝大部分是羁縻州,此外还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政权,如罗氏鬼国、罗殿(甸)国、自杞国、西南七番、顺化九部落、于矢部、乌撒部、毗那、抚水蛮、荔波蛮等。

元朝将历代统治者在羁縻政策下建立的土官、土吏制度发展成土司制度。至元十六年(1279),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10]216而各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愿意“归附”,接受元朝廷封给他们的官爵。于是元朝廷在贵州“置八番、顺元诸路军民宣慰使司,使羁縻之”,[2]8167“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元史·百官七》[11]2318并根据各地土司辖地大小、人口多寡、力量强弱、地位高低,分别授予各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职,又在各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立土官。

元末明初,贵州土司林立,数以百计。明朝廷“招谕诸蛮,次第归附”,[12]8001“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隶兵部,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隶吏部,皆世袭其职,给予符印,并确立了承袭、等级、考核、贡赋、征发等制度。“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宪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7]7982明朝廷对这些土司分别加以归并、改置,设立了贵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播州宣慰司,合称“四大土司”,又设乌撒、普定、普安三土府,金竹安抚司、都云安抚司和百余长官司。并设置羁縻卫所,授归附的边疆各族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

明代所设置的这些土司,“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皆由规模草创,未尝设立文武为之钤辖,听其自相雄长。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12]8001土司制度,造就了西南地区一大批“自王其地”的土皇帝。

祸起萧墙,埋下田氏家天下衰亡的定时炸弹

贵州在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前,基本上是处于由当地土司统治的局面。土司在宋以前称“大姓”,元朝将历代统治者的羁縻政策下实施的土官、土吏制度发展成土司制度,元、明、清三代方称土司。贵州土司以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最为强大,因此史家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称’,盖大其氏也”。[13]66

思州田氏大姓的形成,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隋朝。田氏祖先田宗显,曾在“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授黔中大夫知黔州事(蕃部长),子孙承袭”。[14]860

唐武德元年(618)置思州,四年改为务川,贞观四年(630)改务川为思州(羁縻州)。永隆元年(680),田宗显的四世孙田克昌“陟巴峡”归来卜筑思州,“因其能以恩威结服夷民而为大首领,掌一方大事”。[15]200唐高宗时授其为“义军兵马使,思州遂为田氏世土”。[13]216

北宋微宗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佑恭挈土内附,宋朝廷以其地置思州,为羁縻州,命佑恭知思州事。由于田佑恭屡次率“思黔土兵”为宋王朝平叛效力,立下大功,被封为奉宁军承宣使和知思州民事,加贵州防御使,死后还被“恩赠开府仪同三司少师思国公”,[13]20从此,田氏的势力迅速发展。

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田景(谨)贤以地降元,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十七年,改宣抚使为思州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二十一年,省宣慰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二十九年,改安抚司为思州军民宣抚司。

宋末元初,是思州田氏势力大为发展时期,地盘扩大,广土众民,声势显赫。共辖有镇远府、务川县、来化州、铜人大小江等处(今铜仁市)、省溪坝场等处(今江口县境)、野鸡坪(今玉屏县境)、大万山苏葛办等处(今万山)、黄道溪(今万山黄道乡)、石阡等处、葛彰葛商等处(今石阡县境)、杨溪公俄等处(今石阡、凤冈县境)、洪安等处、安化上中下蛮(均为今思南县境)、思印江等处(今印江县境)、龙泉坪、水特姜(今德江县境)、沿河、佑溪(均在今沿河县境)、平头著可通达等处(均在今松桃县境)的府、州、县及长官司68个,辖地延伸东至今湖南湘西广大地区、南达今广西桂林之北,西到今贵阳一带,北抵今重庆边缘。

元世祖至元年间,田氏族属相争,分据其地,嫡房田茂烈之子田仁厚承袭思州宣抚使,二房田茂忠管思南等处军事,三房田茂安知镇远州军民事。田茂忠绝嗣后,田茂安接管思南。元末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首领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害后,红巾军元帅明玉珍于二十二年三月己酉在四川称帝,国号夏。当时,田茂安不愿受侄子田仁厚的管辖,将镇远、思南等地献给明玉珍,明玉珍授其职为思南宣慰使。从此,祸起萧墙,思州田氏分裂成思州、思南两部, 内部矛盾尖锐,势同水火,历年仇杀,埋下田氏家天下衰亡的定时炸弹。

 

“沙坑”之战,导致明朝廷在贵州大规模改土归流

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初二(1365年6月21日),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派遣都事杨琛向朱元璋交纳元朝所授予(应为明玉珍所授)的宣慰使“告身”(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于现在的任命书)以示归附,朱元璋以其率先来归,仍以其地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洪武十一年(1378),仁智死,田大雅承袭思南宣慰使;永乐八年(1410),大雅死,子宗鼎承袭。

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也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将所辖属地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命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州镇西等处(一载思南镇西等处)宣慰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洪武二年(1369),仁厚死,子弘正承袭思州宣慰司,二十年(1387),田弘正死,子田琛承袭。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对待西南的土司,是比较宽厚的。对贵州先后来归的土司,不仅“皆予以原官世袭”。而且“岁赋听自输纳。”洪武“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6]963洪武二十一年,部臣曾就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拖欠岁赋的问题请示朱元璋,朱元璋却很宽容地说:“蛮人僻远,其知畏朝廷纳租赋,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故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16]57而且,朱元璋还曾经告诫过田仁智:“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则汝可长享富贵。”[2]8168

然而,到了田宗鼎任思南宣慰藉使和田琛任思州宣慰使后,两宣慰司的矛盾日益恶化。永乐九年,双方又为争夺“沙坑”,矛盾升级,爆发了一场杀其弟、挖掘其祖坟、戮其母尸的战争。

“沙坑”即朱砂矿井。当时,属思州宣慰司的黄道(今万山特区黄道乡)、施溪(今铜仁市的云场坪镇、漾头镇、瓦屋乡及六龙山乡的一部分)两长官司正处于同属思南宣慰司的省溪长官司的鳌寨洞和大万山长官司的交界处,而这一带即曾开采出中国辰砂王的今万山特区的岩屋坪、梅子溪一带,从古自今都是朱砂的富矿区。

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古称“三山谷”,是辰水的发源地。《汉书·地理志》称:“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辰水流域是朱砂的主产地,故朱砂在古代又称“辰砂”。那时的辰阳包含今天的江口、铜仁、万山和湖南麻阳等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沅陵郡置辰州,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分辰州麻阳县地及开辟少数民族地区置锦州,才有了辰、锦之分,但锦砂仍通称辰砂。宋朝庆元元年(1795),沅州通判朱辅的《溪蛮丛笑》记载:“辰、锦砂最良……万山崖为最,伶佬以火攻取,名辰砂。”[17]131

朱砂远在古代时的用途就很广。画家用它作颜料,故丹青又成为绘画的代名词;帝王用它在铁卷上写字,称为“丹书铁卷”;医家用它入药,可治疗多种疾病;道家用它练丹……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千年古尸出土后,国内的科学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原倒剩的几桶尸水中,找到一滴仅剩的红色水珠,化验结果为汞。其实早在东汉赤眉起义时,赤眉军发掘汉皇诸陵,见吕后等二百年前用水银玉匣敛者,卒皆颜如生,四肢柔软。可见远在汉初,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应用水银防腐了。

朱砂除了它的实用价值外,还因其“可供耳目之清玩,仙家之服食”,所以历朝历代都是朝廷所需的贡品。据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含铜仁在内的锦州在唐朝开元年间曾贡光明砂、水银;思州在唐朝开元年间也曾贡过朱砂。因而朱砂历来都是“皇室所贵、官方注目、商贾争求”的宝贝,古人称之为“需者如求珠合浦,采者如捕蛇永州”。[18]252

由于争夺朱砂矿井的利益所趋和两宣慰司历年的矛盾,田琛发动的这场争夺朱砂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场战争中,田琛得到了辰州知府黄禧的支持。黄禧原是思南宣慰司的副使,因和性格凶暴的田宗鼎经常闹矛盾,明朝廷便将黄禧改任辰州知府。黄禧同田琛相勾结,合兵进攻思南。田宗鼎见对方势大,便携带家眷逃到北京告状。田琛攻入思南后,杀死田宗鼎的弟弟,并挖掘其祖坟,戮其母尸。明朝廷屡次敕书田琛、黄禧,叫他们到京城来把问题讲清楚,二人俱拒命不至。于是,明朝廷便命镇远侯顾成以兵五万压境,“执琛、禧械送京师,皆引服”。[2]8178(明嘉靖《思南府志·拾遗志》的记载为“思州田琛止革去其职,田宗鼎则徙置辽东,并籍没其产,而所属各长官仍其旧也”[13]66)。

田琛、黄禧被械送京师后,田琛的妻子“冉氏尤强悍,遣人招诱台罗等苗普亮为乱,冀朝廷遣琛还招抚,以免死”。[2]8178谁知这更引起了永乐皇帝朱棣的逆反心理,“命顾成剿台罗诸寨,成斩苗贼普亮,思州乃平”。[2]8178

据《明史》记载,朱棣对田宗鼎本来是想“令复职,还思南”[2]8178的,但田宗鼎一心想回去报仇,朱棣便“以宗鼎幸免祸,不自惩,乃更逞忿,亦留之”。[2]8178田宗鼎被留在京城后,诋毁他的祖母,说他祖母同黄禧通奸,是引起这场祸乱的根本原因,其祖母也说出了田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2]8178于是明朝廷也认为“宗鼎灭伦,罪不可宥”[2]8178,决心废除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在贵州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

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3.3),明朝廷“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以两宣慰司原管辖的39个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铜仁、乌罗、思南、镇远八府。永乐十二年三月初二(1414年3月22日),正式明确铜仁府辖原思南宣慰司所属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四长官司及鳌寨、苏葛棒坑朱砂场局和大崖土黄坑水银朱砂场局;思南府辖原思南宣慰司所属的务川县和水德江、思印江、沿河佑溪三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以及板场、木悠、岩前、任办四坑水银局;石阡府辖原思南宣慰司所属的石阡、苗民、龙泉坪、葛彰葛商四长官司;乌罗府辖原思南宣慰司所属的乌罗、答意、治古、平头著可四长官司和朗溪蛮夷长官司;思州府辖原思州宣慰司所属的都坪峨异溪、都素二蛮夷长官司和黄道溪、施溪二长官司;镇远府辖原思州宣慰司所的属镇远州、镇远溪洞金容金达、邛水一十五洞、施秉、偏桥四长官司;黎平府辖原思州宣慰司所属的潭溪、曹滴洞、古州、八舟、福禄永从、洪洲泊里、西山阳洞七蛮夷长官司;新化府辖原思州宣慰司所属的新化、湖耳、亮寨、欧阳、中林验洞、龙里六蛮夷长官司及赤溪楠洞长官司。

为了总管这八府,明朝廷于永乐十一年在废除思南、思州的同时,又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总管新设的八府以及贵州宣慰司、安顺、镇宁、永宁三州。从此,结束了田氏家族自隋唐以来对“川东半壁、湖南一隅、夜郎全幅”之地的近800年的“长享富贵”[19]861的土司统治,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使贵州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主要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地理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第二百四·贵州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3]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司马相如传〔M〕.全注全译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3

[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M〕.北京:中华书局,1959.12

[5]明·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五十五·陈天祥〔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76.4

[6]清·郑珍、莫友芝纂.遵义府志[M].遵义:遵义市人民印刷厂,1986.3.

[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8]元·脱脱撰.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77.11

[9]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地理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12

[10]明·宋濂等撰.元史·本纪第十·世祖七〔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76.4

[11]明·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五十五·百官七〔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76.4

[1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四川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13]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M〕.点校本.内部发行,铜仁:1991.4

[14]黄透松主编.岑巩县志·人物·田佐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1993.12

[15]黄透松主编.岑巩县志·政权篇·田氏土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1993.12

[16]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太祖洪武实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12

[17]尹大模主编.万山特区志·贡工业·开采沿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6

[18]明陈以耀撰.明·万历铜仁府志·艺文·大木丹砂辩〔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

[19]黄透松主编.岑巩县志·人物·田琛〔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1993.12

通联:铜仁市碧江区档案局 1518581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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