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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三中的抗日救亡运动
2013-08-06 16:57:00   来源:   评论:0 点击: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不久,江苏、浙江、安徽和北京、上海两市相继沦陷,战区学校大部分停课,师生员工纷纷背井离乡,逃离战区,流亡武汉。国民党教育部为安置流亡师生,于1937年冬发布公告,对苏、浙、皖和京、沪两市公立学校流入武汉的学生进行登记,拟将一部分安置在四川、一部分进入贵州。教育部派督学周邦道及章辑五、贾国恩、杨衍均、黄元吉、季若虚等6人筹办国立贵州临时中学。1938年1月19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手谕取消国立中学“临时”字样,改为国立贵州中学。2月4日,教育部决定国立贵州中学设在铜仁县。该校把旅部设为校本部及高中部,文庙为师范部,文坛为初中部,车公馆为女生宿舍,江西会馆及黄家祠堂为高中男生部。1939年4月22日,改国立贵州中学为国立第三中学。

“国立三中”的师生大多数来自苏浙皖等沦陷区,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深怀仇恨,对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及“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做法深怀不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引导下,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地下党员余正清、马松子,汪竹铭等利用工作之便,团结进步教师刘苇、刘云、冯大鹏等,引导启发学生关心时事政治,于1938年下半年秘密组织了“读书会”。学习和传递《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杂志,学习《通俗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还定期组织“读书会”成员以郊游形式集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政治,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进步歌曲。为便于开展活动,蒋澄斋(江苏省武进县人)、庄世泽(江苏省武进县人)等人在校外租了一间民房,作为“读书会”的秘密活动中心。房内摆设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木雕像。“读书会”在学习的基础上,还组织宣传队排练节目,利用节假日在校内外演出。先后组织了“曙光剧社”、“黔锋剧团”,深入农村乡镇和湖南的晃县、凤凰演出。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雷雨》、《野玫瑰》、《寄生草》、《塞上风云》、《回春之曲》等,演出收入全部捐给“抗敌后援会”。与此同时,“读书会”在校内创办了第一张壁报《文坛》,接着其他革命师生先后创办了《文笔》、《锦江》、《前哨》、《科学ABC》等进步壁报。庄世泽还以“白沫”的名义,在壁报上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时弊。这些壁报的创办,鼓舞了国立三中师生的抗战信心,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反响。

1938年8月,中共湖南省湘西工委派薛仲美以学生身份来到“国立三中”,与蒋澄斋取得联系,商定薛仲美负责女生部,蒋澄斋负责男生部。9月,中共湖南省湘西工委负责人梁春阳来到铜仁,指定薛仲美为负责人,并布置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任务。同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湖南湘西地下党对暴露了的党员进行了紧急疏散,梁春阳奔赴延安,薛仲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0年春,参加“读书会”的学生针对学校总务部克扣粮食、贪污经费中饱私囊的事实,发动学生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反贪污、反发国难财的活动。学生们包围了校办公大楼和江口分校校长以及总务主任的住房,要求校方解决问题。校方竟勾结军警进行包围。面对高压,同学们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军警撤退,学校当局解除了江口分校校长和总务主任的职务,改进了学生食堂的工作。“读书会”学生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教育部曾指示“国立三中”校方:“共产党黔东机关在国立三中要密查取缔”,“迅速核办‘读书会’头头……”。1940年初夏,国民党教育部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调李超英来接任“国立三中”校长职务。李超英上任后,迅速整顿学校国民党组织,建立三青团,查禁进步书刊,强令《文坛》、《前哨》、《科学ABC》等壁报停办,并经常搜查学生宿舍,搜集“异党”活动情况。还将三青团的学生与进步学生交叉住宿,以加强监视。为了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清除“异党”,师范部主任黄新运任国民党铜仁县党部书记长,李超英的同学章廷俊任刚由师范部改为师范学校的校长。更有甚者,李超英还公开致函邮局扣查师生邮件,引起了师生的不满与反抗。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仅仅由于不满现状,顶撞了部主任,就被国民党驻军逮捕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国立三中”。不久,余正清、马松子、汪竹铭、顾诗灵(1939年10月来到该校的中共党员)和刘苇、刘云、冯大鹏等老师被迫离开了“国立三中”。12月9日,李超英串通驻铜仁的国民党二十八师八十二团三营营长吴修来逮捕了“读书会”负责人蒋澄斋。20日深夜,逮捕了“读书会”成员庄世泽、许国华、刘映澄、汪应基、倪祖培。24日晚,又逮捕了师范部的孙孝文、谭孝微等学生。一批又一批进步师生不得不秘密离开了“国立三中”。1941年1月6日,暴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铜仁国民党当局及其军、警、特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对进步学生的清理和镇压。16日深夜,蒋澄斋、庄世泽被国民党军、警、特以“异党”名义秘密杀害。李超英等人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大小会上,逼迫“读书会”成员和其他进步师生坦白交待与“异党”的来往和影响。1942年3月21日晚,又逮捕了刘子咏、郭锡祉等8名学生。逮捕时曾出示校长函:“查本校刘子咏、郭锡祉等8名学生,平时言论荒谬,行动嚣张,而今变本加厉,企图暴动,骚动后方,仰贵部派来军警前往逮捕,以正国法”。李超英与国民党反动军、警、特的勾结,给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学生带来极大的灾难。“国立三中”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进步师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民主爱国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黔东人民。(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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