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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北伐自铜仁
2013-08-19 16:58:13   来源:   评论:0 点击:

 

1924年5月,援川失败后,贺龙率领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有番号无战马)共6000余人,与熊克武、汤子模部由四川万县、酉阳、秀山经贵州松桃进入铜仁。

贺龙率部进驻铜仁前,铜仁社会一片混乱,军阀和地方势力你争我夺,土匪横行。据郑小舟、孙贵荣老人回忆:大小土匪有杨树清、李老九、长杆钓、闯天王、见杆蛇,还有刘占魁、李顺清、肖老四等。这些股匪经常拦路抢劫,商民深受其害,百姓苦不堪言。不少人远走他乡,有的准备携家老小离开铜仁。

铜仁有条锦江。上游分大、小两江;下游在湖南汇入沅水。境内长达两百多里,生产生活物资都靠水上运输,因此锦江成了黔东的经济命脉。然而也滋生了众多土匪,他们三五成群,几十结队,配有刀枪,在匪首带领下,于河滩险道抢劫过往船只货物,或沿江密林小道拦窃客商。

在锦江上游离铜仁十多里的木弄,有股五十多人枪的土匪,匪首叫杨毛。这伙土匪经常出入于五马破槽,拦路抢劫往返于铜仁的小商小贩。贺龙率部进驻铜仁后,了解到百姓,特别是行商的苦衷,决心清除匪患,保一方安宁。首先除掉杨毛这伙害人虫。他亲自部署,派其手枪营的一部土兵们都化装成商人或挑夫,身藏手枪,分成三批行动。第一批进入五马破槽,土匪将他们关押起来,第二批进去也被土匪掳去,等到第三批进入时,里应外合,一齐动手,打得土匪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匪首杨毛被打伤后,躲进雕堡,负隅颃抗,最终被手枪营战土生擒活捉。贺龙命令将匪首杨毛押进城,在北校场公审处决,民众拍手称快!

接着,贺龙又派出精兵,对锦江下游马岩至茅坡、骂龙溪、九龙洞、漾头一带的股匪进行清剿。先后消灭了卢老九、刘江果、蛮老师等股匪。在竹园庄杨家坝除掉了六龙山匪首杨和清,铜仁匪首得到有效遏制。

贺龙在铜仁期间,非常注重保护工商业,维护工商业者的合法秋益,促进市场繁荣。首先,贺龙主动同铜仁工商界的地方名流接触,结成至交。如当时铜仁商会会长王成哉,副会长罗达臣,周逸群的岳父伍文彪(伍镇泰)以及何荆丞、曾华龙等。贺龙经常登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和要求,惩治地方和军内贪桩枉法分子,给工商业经营者申张正义,从而赢得了工商界朋友的信任和爱戴。郑小舟老人谈到铜仁工商界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铜仁中南门有一家棉花山货店,老板张福顺。店上请了一个叫向景云的当管事。这个管事私拿店里的销售款挥霍,亏欠的钱又无法弥补,于是,他就开了一张假条子,又联合曹和陶和杨某,买通贺部的一个马弁,出面逼迫张老板兑现现款。张福顺认为纯属敲榨,矢口否认这笔款,拒绝兑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他就来到商会会长王成哉家喊冤。正好贺龙在商会会长家做客。张老板当着贺龙的面,向王会长一五一十地诉说了原委。贺龙知道真象后,马上下令把曹和陶和杨某抓起来,经过严格审问,曹和杨均供认不讳。接着,将两人拉到江宗门外用刺刀戳死。狡猾的向景云躲得快才留了条命。贺龙为工商业者伸张正义的行动,受到了铜仁民众的普遍赞誉。    .

与此同时,贺龙严格军队纪律,要求全体官兵遵纪爱民,买卖公平,不允许搜刮民财,对侵犯民众利益的人给予军法严惩,决不姑息。有一次,部队后勤人员未经请示动用商户煤油点灯,受到了贺龙的严厉训斥,命令如数付清煤油款,并向物主道歉。工商界的人士自愿捐款捐物,支援贺龙。为了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铜仁商会印发了“铜仁商会当制钱一串文”的纸币。会长王成哉与人合股开了一个经营油桐、皮碱的“洪发祥”大商号,将收购的一批油桐等运往沅陵出售,换来银元与布匹。为支援贺龙解决招收(民众习惯称为招安)来的部队士兵的军服,王成哉拿出自家100筒白布(1筒为25匹,1匹为4丈2尺,100筒布折成10万5千尺),在裁缝刘刷子店上加工成军服送给部队。为扩充队伍,贺龙派人到思州(现岑巩县)招收了杨松青1个团,原番号是“滇黔联军清思玉石联合保商团”,共4个营2000多人枪,收编后为第九混成旅第一梯团,团长杨松青,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杨志青,第二支队支队长张自荣。该团的成功收编,增强了贺部实力。

与此同时,贺龙在铜仁吸收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就有严仁珊、秦光远。严仁珊,时任铜仁裕黔公司(贵州银行设在铜仁分行行长)经理,一位社交广、懂经济、有才华的知名人士。贺龙委任他为秘书长。秦光远,原为熊克武部汤子模师瞿玉平团的一个副官。他通过其姐夫严惟安(湖南花恒人)及何荆丞的关系,调来贺部先负责部队筹粮工作,后担任团长、师长等职。南昌起义时为二十军第二师师长。

正巧,贺龙的一个老部下刘达五[①]来到铜仁与他见面。贺龙正需要这样的老军人。于是,贺龙邀他留下来一起干。委其为参军,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贺龙部队如虎添翼!

贺龙抓住这大好时机,开展部队的军事训练。他认为:我的兵是能打仗的。都是农民嘛,受苦人无牵挂,不怕死。他强调说:“吃亏就在训练不够。爱兵怎么爱法?最要紧的是严格练兵,使他们学好本事,打起仗来,减少伤亡。”说起贺龙爱兵,在铜仁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贺龙以前的一个老部下路过苗王坡,被土匪捉去关在洞子里,用烟熏瞎了他的双眼。从此失去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只好柱着棍子讨饭求生。后来辗转来到铜仁,与一个姓杨的叫化子一起乞讨。贺龙率部进驻铜仁的消息传到他耳里,高兴之余决定去见贺龙。一天,他邀杨叫化来到北门柏家巷的张恒心家门口,正巧碰到贺龙坐轿出来,瞎子喊一声“又龙!”贺龙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立马下轿,见了部下如此情景,既难过又激动,急忙将瞎叫化扶上轿,抬回司令部。贺龙又派勤务兵把杨叫化也请去,热情款待他俩。贺龙离开铜仁时,给了杨叫化百块光洋,于是杨叫化就同孙贵荣做起生意来了。瞎子叫化跟着贺龙去了……[②]

贺龙不但重视野外训练,而且也强调操场教练。他跟刘达五说:“听说云南讲武堂很重视制式教练,很有点道理。你莫看稍息、立正、列队教练、步法教练这一套,打仗的时候用不到,可这些训练培养了军人的精神: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动作一致,吃苦耐劳,勇敢顽强。”

贺龙特别要求在训练中既要一丝不苟,又要注意培养官兵机动灵活的思想作风。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说:“练兵,既要死,也要活。死,就是说一不二,要求三分钟集合好,多半分钟也不行;活,就是不要把士兵练成木头人,牵一下,动一下。做人要老实,打仗就要‘鬼’一点。”

在训练期间,贺龙经常亲临现场,指导练兵,还不时作示范。有一次他来到北校场,一个连正在练劈刺。他发现一个大个子军士动作特别出色,高兴之余:便脱下外衣,卷起袖子,扎好衬衫,同那位军士对刺起来。开始一个回合,军士不敢放手,贺龙感到不过瘾。他就对军士说:“不要手下留情。平时要当战时练,打起仗来才不会吃亏。”第二个回合,果然杀得贺龙满头大汗。贺龙一边擦汗。一边翘起大拇子夸讲军士:“好,有本事!”当场向贺锦斋表示,将这位军士提为排长。这件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练兵热情。

经过三、四个月的练兵,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贺龙刚进铜仁不久,他的大姐贺英千里迢迢从湖南桑植来到铜仁,告诉他大姐夫谷虎被陈渠珍的部下诱杀于洪家关,要求贺龙讨伐陈渠珍,报仇雪恨,贺龙百感交集,勾起他回首住事:三年援川讨贼失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三年,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几。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镐,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③]面对新仇旧恨,贺龙如何面对复杂局势,把握时局方向?打算将将这支队伍带向何方?铜仁,将成为贺龙何去何从的转折点。

进驻铜仁后,贺龙了解到有个周逸群,留学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当贺龙发现周逸群从上海寄给家中一些书籍时,如获至宝,立即要刚调到司令部来的严仁珊读给他听,并介绍周逸群的情况。其中读到《“黔军回黔”之今昔观》一文,讲的是1924年投降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黔军袁祖铭,勾结直系军阀和降直的川军侵黔,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周逸群写道:“此次黔军回黔,无论对于地方,对于国家,实有百害无一利,无怪自来在民主主义旗帜下底贵州人,极力反对!”贺龙听了赞赏说:“讲得真好!”接着,严仁珊又念了《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周逸群以铁的事实、精辟的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及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种种表现。指出无论是精神附北或是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逸群写道:“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的加以攻击。”逸群又说:“虽精神附北派——赵恒惕、刘湘等别有苦衷,国人也决不因此就宽其附北的罪恶,何况实质附北派——刘存厚、袁祖铭等已无挽回希望,岂可对他们附北一点不加攻击吗?”逸群强调指出:“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贺龙听了感叹:“讲得太入情入理了!…能与这样的人相处共事,就太痛快了!”

在铜仁,贺龙通过周逸群寄回的书信和革命刊物,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跟刘达五交谈时,谈了他的感想。他说:“听说嘛,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干人(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正是这一朴素感情,成了贺龙追随孙中山、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贺龙了解了苏联和中国的形势后认为:“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三大政策,这样,他就会得到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工农民众的支持,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对此,他充满信心。并开始谋划行动方案。

贺龙在铜仁整军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正如火如荼。

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为建立革命军打下了坚实基础。7月,由中共组织广州沙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取得了胜利,轰动了广州和香港。农民组织也遍布广东全省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提出再次北伐,亲自率军到达韶关。

这时,贺龙部在铜仁整军已历时4个月,得到铜仁工商界朋友和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援,部队已恢复元气,正整装待发。

9月13日,贺龙率部从铜仁出发,浩浩荡荡向湘西挺进。1924年12月,贺龙率部进驻澧州,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并授予中将军衔,在澧州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贺龙势力在湖南的发展,给军阀赵恒惕造成极大威胁。

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讨伐贺龙。委任叶开鑫为“讨贺”前敌总指挥,贺耀祖为中路指挥,刘鉶为左路指挥,湘西陈渠珍为右路指挥,还联络湖北各军阀协同防堵。三天后,赵恒惕令湘军各部向贺部发起总攻击。贺龙面对强敌,被迫撤离澧州。经浴血奋战,虽然部队受到些损失,但仍保存了五个团,五六千人枪,经湘西龙山退至四川秀山,进入贵州松桃一带活动。

1925年12月31日(古历冬月二十四日),谷青云、贺敦武遵照贺龙的命令,分别率领第一、二路纵队从松桃出发,经正大营,当天宿营大兴场。翌日凌晨两点开饭,部队向铜仁疾进。按部署,贺锦斋一团攻打万寿宫,第四、五团攻打旅部(现一中)。入城时,战斗最激烈的是攻打万寿宫,其守军是谢汝霖(俗称谢麻花,从黔军袁祖铭部反水出来)三支队的正规陆军。因负隅顽抗,亦被消灭。旅部未发生大的战斗。其中五支队长罗树奎(俗称罗歪嘴)率五支队在撤离铜仁之前,说服了他的双生哥罗会顺,从城郊清水塘防地撤离。这样,贺龙部得以顺利进占铜仁。

贺部前卫部队入城后,为使铜仁人民明了贺龙率部二进铜仁的真正原由,除对所部严肃军纪外,前卫营长罗统一贴出安民告示,深得铜仁人民的信任:“友军开拔,本营填防;职责所在,除暴安良;疏通道路,护送行商;所部士兵,不准猖狂;倘有不肖,逾越纪纲;准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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