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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北伐自铜仁

2013-08-19   来源:    点击:1433

 

1924年5月,援川失败后,贺龙率领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有番号无战马)共6000余人,与熊克武、汤子模部由四川万县、酉阳、秀山经贵州松桃进入铜仁。

贺龙率部进驻铜仁前,铜仁社会一片混乱,军阀和地方势力你争我夺,土匪横行。据郑小舟、孙贵荣老人回忆:大小土匪有杨树清、李老九、长杆钓、闯天王、见杆蛇,还有刘占魁、李顺清、肖老四等。这些股匪经常拦路抢劫,商民深受其害,百姓苦不堪言。不少人远走他乡,有的准备携家老小离开铜仁。

铜仁有条锦江。上游分大、小两江;下游在湖南汇入沅水。境内长达两百多里,生产生活物资都靠水上运输,因此锦江成了黔东的经济命脉。然而也滋生了众多土匪,他们三五成群,几十结队,配有刀枪,在匪首带领下,于河滩险道抢劫过往船只货物,或沿江密林小道拦窃客商。

在锦江上游离铜仁十多里的木弄,有股五十多人枪的土匪,匪首叫杨毛。这伙土匪经常出入于五马破槽,拦路抢劫往返于铜仁的小商小贩。贺龙率部进驻铜仁后,了解到百姓,特别是行商的苦衷,决心清除匪患,保一方安宁。首先除掉杨毛这伙害人虫。他亲自部署,派其手枪营的一部土兵们都化装成商人或挑夫,身藏手枪,分成三批行动。第一批进入五马破槽,土匪将他们关押起来,第二批进去也被土匪掳去,等到第三批进入时,里应外合,一齐动手,打得土匪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匪首杨毛被打伤后,躲进雕堡,负隅颃抗,最终被手枪营战土生擒活捉。贺龙命令将匪首杨毛押进城,在北校场公审处决,民众拍手称快!

接着,贺龙又派出精兵,对锦江下游马岩至茅坡、骂龙溪、九龙洞、漾头一带的股匪进行清剿。先后消灭了卢老九、刘江果、蛮老师等股匪。在竹园庄杨家坝除掉了六龙山匪首杨和清,铜仁匪首得到有效遏制。

贺龙在铜仁期间,非常注重保护工商业,维护工商业者的合法秋益,促进市场繁荣。首先,贺龙主动同铜仁工商界的地方名流接触,结成至交。如当时铜仁商会会长王成哉,副会长罗达臣,周逸群的岳父伍文彪(伍镇泰)以及何荆丞、曾华龙等。贺龙经常登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和要求,惩治地方和军内贪桩枉法分子,给工商业经营者申张正义,从而赢得了工商界朋友的信任和爱戴。郑小舟老人谈到铜仁工商界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铜仁中南门有一家棉花山货店,老板张福顺。店上请了一个叫向景云的当管事。这个管事私拿店里的销售款挥霍,亏欠的钱又无法弥补,于是,他就开了一张假条子,又联合曹和陶和杨某,买通贺部的一个马弁,出面逼迫张老板兑现现款。张福顺认为纯属敲榨,矢口否认这笔款,拒绝兑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他就来到商会会长王成哉家喊冤。正好贺龙在商会会长家做客。张老板当着贺龙的面,向王会长一五一十地诉说了原委。贺龙知道真象后,马上下令把曹和陶和杨某抓起来,经过严格审问,曹和杨均供认不讳。接着,将两人拉到江宗门外用刺刀戳死。狡猾的向景云躲得快才留了条命。贺龙为工商业者伸张正义的行动,受到了铜仁民众的普遍赞誉。    .

与此同时,贺龙严格军队纪律,要求全体官兵遵纪爱民,买卖公平,不允许搜刮民财,对侵犯民众利益的人给予军法严惩,决不姑息。有一次,部队后勤人员未经请示动用商户煤油点灯,受到了贺龙的严厉训斥,命令如数付清煤油款,并向物主道歉。工商界的人士自愿捐款捐物,支援贺龙。为了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铜仁商会印发了“铜仁商会当制钱一串文”的纸币。会长王成哉与人合股开了一个经营油桐、皮碱的“洪发祥”大商号,将收购的一批油桐等运往沅陵出售,换来银元与布匹。为支援贺龙解决招收(民众习惯称为招安)来的部队士兵的军服,王成哉拿出自家100筒白布(1筒为25匹,1匹为4丈2尺,100筒布折成10万5千尺),在裁缝刘刷子店上加工成军服送给部队。为扩充队伍,贺龙派人到思州(现岑巩县)招收了杨松青1个团,原番号是“滇黔联军清思玉石联合保商团”,共4个营2000多人枪,收编后为第九混成旅第一梯团,团长杨松青,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杨志青,第二支队支队长张自荣。该团的成功收编,增强了贺部实力。

与此同时,贺龙在铜仁吸收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就有严仁珊、秦光远。严仁珊,时任铜仁裕黔公司(贵州银行设在铜仁分行行长)经理,一位社交广、懂经济、有才华的知名人士。贺龙委任他为秘书长。秦光远,原为熊克武部汤子模师瞿玉平团的一个副官。他通过其姐夫严惟安(湖南花恒人)及何荆丞的关系,调来贺部先负责部队筹粮工作,后担任团长、师长等职。南昌起义时为二十军第二师师长。

正巧,贺龙的一个老部下刘达五[①]来到铜仁与他见面。贺龙正需要这样的老军人。于是,贺龙邀他留下来一起干。委其为参军,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贺龙部队如虎添翼!

贺龙抓住这大好时机,开展部队的军事训练。他认为:我的兵是能打仗的。都是农民嘛,受苦人无牵挂,不怕死。他强调说:“吃亏就在训练不够。爱兵怎么爱法?最要紧的是严格练兵,使他们学好本事,打起仗来,减少伤亡。”说起贺龙爱兵,在铜仁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贺龙以前的一个老部下路过苗王坡,被土匪捉去关在洞子里,用烟熏瞎了他的双眼。从此失去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只好柱着棍子讨饭求生。后来辗转来到铜仁,与一个姓杨的叫化子一起乞讨。贺龙率部进驻铜仁的消息传到他耳里,高兴之余决定去见贺龙。一天,他邀杨叫化来到北门柏家巷的张恒心家门口,正巧碰到贺龙坐轿出来,瞎子喊一声“又龙!”贺龙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立马下轿,见了部下如此情景,既难过又激动,急忙将瞎叫化扶上轿,抬回司令部。贺龙又派勤务兵把杨叫化也请去,热情款待他俩。贺龙离开铜仁时,给了杨叫化百块光洋,于是杨叫化就同孙贵荣做起生意来了。瞎子叫化跟着贺龙去了……[②]

贺龙不但重视野外训练,而且也强调操场教练。他跟刘达五说:“听说云南讲武堂很重视制式教练,很有点道理。你莫看稍息、立正、列队教练、步法教练这一套,打仗的时候用不到,可这些训练培养了军人的精神: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动作一致,吃苦耐劳,勇敢顽强。”

贺龙特别要求在训练中既要一丝不苟,又要注意培养官兵机动灵活的思想作风。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说:“练兵,既要死,也要活。死,就是说一不二,要求三分钟集合好,多半分钟也不行;活,就是不要把士兵练成木头人,牵一下,动一下。做人要老实,打仗就要‘鬼’一点。”

在训练期间,贺龙经常亲临现场,指导练兵,还不时作示范。有一次他来到北校场,一个连正在练劈刺。他发现一个大个子军士动作特别出色,高兴之余:便脱下外衣,卷起袖子,扎好衬衫,同那位军士对刺起来。开始一个回合,军士不敢放手,贺龙感到不过瘾。他就对军士说:“不要手下留情。平时要当战时练,打起仗来才不会吃亏。”第二个回合,果然杀得贺龙满头大汗。贺龙一边擦汗。一边翘起大拇子夸讲军士:“好,有本事!”当场向贺锦斋表示,将这位军士提为排长。这件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练兵热情。

经过三、四个月的练兵,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贺龙刚进铜仁不久,他的大姐贺英千里迢迢从湖南桑植来到铜仁,告诉他大姐夫谷虎被陈渠珍的部下诱杀于洪家关,要求贺龙讨伐陈渠珍,报仇雪恨,贺龙百感交集,勾起他回首住事:三年援川讨贼失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三年,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几。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镐,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③]面对新仇旧恨,贺龙如何面对复杂局势,把握时局方向?打算将将这支队伍带向何方?铜仁,将成为贺龙何去何从的转折点。

进驻铜仁后,贺龙了解到有个周逸群,留学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当贺龙发现周逸群从上海寄给家中一些书籍时,如获至宝,立即要刚调到司令部来的严仁珊读给他听,并介绍周逸群的情况。其中读到《“黔军回黔”之今昔观》一文,讲的是1924年投降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黔军袁祖铭,勾结直系军阀和降直的川军侵黔,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周逸群写道:“此次黔军回黔,无论对于地方,对于国家,实有百害无一利,无怪自来在民主主义旗帜下底贵州人,极力反对!”贺龙听了赞赏说:“讲得真好!”接着,严仁珊又念了《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周逸群以铁的事实、精辟的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及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种种表现。指出无论是精神附北或是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逸群写道:“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的加以攻击。”逸群又说:“虽精神附北派——赵恒惕、刘湘等别有苦衷,国人也决不因此就宽其附北的罪恶,何况实质附北派——刘存厚、袁祖铭等已无挽回希望,岂可对他们附北一点不加攻击吗?”逸群强调指出:“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贺龙听了感叹:“讲得太入情入理了!…能与这样的人相处共事,就太痛快了!”

在铜仁,贺龙通过周逸群寄回的书信和革命刊物,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跟刘达五交谈时,谈了他的感想。他说:“听说嘛,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干人(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正是这一朴素感情,成了贺龙追随孙中山、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贺龙了解了苏联和中国的形势后认为:“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三大政策,这样,他就会得到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工农民众的支持,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对此,他充满信心。并开始谋划行动方案。

贺龙在铜仁整军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正如火如荼。

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为建立革命军打下了坚实基础。7月,由中共组织广州沙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取得了胜利,轰动了广州和香港。农民组织也遍布广东全省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发表《讨贼宣言》,提出再次北伐,亲自率军到达韶关。

这时,贺龙部在铜仁整军已历时4个月,得到铜仁工商界朋友和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援,部队已恢复元气,正整装待发。

9月13日,贺龙率部从铜仁出发,浩浩荡荡向湘西挺进。1924年12月,贺龙率部进驻澧州,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并授予中将军衔,在澧州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贺龙势力在湖南的发展,给军阀赵恒惕造成极大威胁。

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讨伐贺龙。委任叶开鑫为“讨贺”前敌总指挥,贺耀祖为中路指挥,刘鉶为左路指挥,湘西陈渠珍为右路指挥,还联络湖北各军阀协同防堵。三天后,赵恒惕令湘军各部向贺部发起总攻击。贺龙面对强敌,被迫撤离澧州。经浴血奋战,虽然部队受到些损失,但仍保存了五个团,五六千人枪,经湘西龙山退至四川秀山,进入贵州松桃一带活动。

1925年12月31日(古历冬月二十四日),谷青云、贺敦武遵照贺龙的命令,分别率领第一、二路纵队从松桃出发,经正大营,当天宿营大兴场。翌日凌晨两点开饭,部队向铜仁疾进。按部署,贺锦斋一团攻打万寿宫,第四、五团攻打旅部(现一中)。入城时,战斗最激烈的是攻打万寿宫,其守军是谢汝霖(俗称谢麻花,从黔军袁祖铭部反水出来)三支队的正规陆军。因负隅顽抗,亦被消灭。旅部未发生大的战斗。其中五支队长罗树奎(俗称罗歪嘴)率五支队在撤离铜仁之前,说服了他的双生哥罗会顺,从城郊清水塘防地撤离。这样,贺龙部得以顺利进占铜仁。

贺部前卫部队入城后,为使铜仁人民明了贺龙率部二进铜仁的真正原由,除对所部严肃军纪外,前卫营长罗统一贴出安民告示,深得铜仁人民的信任:“友军开拔,本营填防;职责所在,除暴安良;疏通道路,护送行商;所部士兵,不准猖狂;倘有不肖,逾越纪纲;准报来部,惩按刑章;各安生业,勿有恐慌;特此布告,凛遵勿忘。”

贺龙部进驻铜仁之初,最大的困难就是给养,已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气候又似乎特别恶劣,阴雨绵绵,分外寒冷。官兵们缺吃少穿,生活异常艰苦。没有棉衣,只好靠打柴火取暖。没有足够的大米,只好吃粗粮。没有菜,就烧干海椒吃,一两个干海椒吃一顿饭。维持部队的起码生活都已经非常困难,更没有钱按时发饷了。[④]

贺龙与士兵同甘苦,共命运。除注意自己生活节俭外,还经常深入连队驻地,问寒问暖。他鼓励士兵说:“要人穷志不穷。只需要老百姓拥护我们,我们就会好起来的。”有一次,贺龙到二团的一个连去察看,正碰上这个连在惩罚逃兵。连长见贺龙来了,马上立正、敬礼,并报告说:有3个士兵开了小差,刚抓回来,准备打军棍,整顿军纪。贺龙一言不发,走进场地,命令将3个士兵松绑,穿上裤子。然后问他们为什么要开小差?有个胆子大一点的说:快过年了,想家。当贺龙得知逃兵的家庭处境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跟着我革命,连年打仗辛苦,好几年了。你来们是自愿。现在受不了这个苦要走,我也不勉强,要回家过年,你们就去吧。回到家。对你们父母说,我贺龙向他们问好!”说完叫他的副官带他们3个到军需处去,每人发5块大洋。还交待给他们带点粮食路上吃,衣服换干净,为要为难他们。不等贺龙说完,3个逃兵“哇”地失声痛哭起来,跪着表示:“我不走了,打死我也不走了!”贺龙亲自扶起他们归队。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为度过难关,贺龙邀请铜仁商界人士共商军政大事。不少工商业者伸出援助之手,纷纷捐款捐物,拿出自家的粮食献给贺龙部队。

铜仁商会会长王成哉,带头捐献六百元银元给贺部购买粮食,捐出几百筒布给贺龙部士兵缝衣。他家隔壁有位知名绅士叫曾融轩,时任铜仁商会公断处长,也有幸结识了贺龙。有次,在贺龙亲自登门拜访下,他主动表示向部队捐送三十石稻谷。周逸群的岳父伍文彪,也积极将几十挑存谷献给部队。还有中南门余宝谦之父也捐粮130挑……

刚入贺部的秦光远,贵州镇远人,是铜仁知名人土何荆丞的女婿。他办事干练,也很有谋略。贺龙派他带领一营人到松桃牛牛郎剿匪、征粮。牛郎街上有个刘清泉的大恶霸,与当地反动分子勾结,反对贺龙,抗交捐米。秦光远当机立断,坚决镇压了刘清泉和几个匪首,出色完成了征粮任务,受到了贺龙的赞赏与信任。贺龙遇到军政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要秦光远参与研究决策。[⑤]

当时,据铜仁民众的反映,城内有个大奸商名叫郭铁珊。多年来,他屯积居奇,谋取暴利,坑害百姓。少时的周逸群就对他恨之入骨,曾编了一首顺口溜:“郭铁珊,铁算盘,仓廪白米运江南,绫罗绸缎赚大钱。帮工吃不饱,还要挨皮鞭。一个小钱掉下河,舍着性命摸半天,钱同命相连……”以此进行无情地批判和鞭挞。贺龙部二进铜仁前,黔东甲子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加上军阀的搜刮,地头蛇的盘剥,铜仁民众人心惶惶,城里的饥民挤满了街头巷尾。在中南门的墙上贴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连年水旱真堪悲,黎民百姓总吃亏。

五日难烧三日火,十家却有九家啼。

绝粮抛弃亲生子,斗米换出美貌妻。

触目伤心凄惨景,地无青草树无皮。

在这非常时期,郭铁珊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将商会筹积的一笔赈灾款,在常德廉价购买一批大米,运到辰州后高价出售,所得暴利被他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件事引起铜仁民众的公愤。

贺龙二进铜仁后,商界和民众纷纷要求贺龙捉拿郭铁珊,郭铁珊见势不妙,连夜逃往湖南。几个月后,贺龙率部离铜入湘北伐,于辰州将郭铁珊捉拿归案,给予严厉惩处。

1926年初春,贺龙部在铜仁各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帮助下,度过了艰苦的岁月与漫长的寒冬,迎来了春暖花开时节。军营处处显露出生机与活力,部队驻地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

6000多名子弟兵,经过休养生息,大大恢复了元气。贺龙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积极开展扩充兵员,壮大队伍,整编建制的活动。由于贺龙在黔东的良好影响与声望,一些地方武装和黔东有志青年纷纷前来投奔贺龙,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局面:

首先,在铜仁,贺龙收编了原“贵州东路清乡司令罗哲卿”的第五支队罗树奎部。罗树奎,铜仁三寨芭蕉冲人。因贺龙部攻打铜仁时,他率部主动撤出而有功,受到贺龙赏识。他怀着对贺龙的敬仰之情,与贺龙在铜仁东山喝生鸡血酒,结为兰交。为表示对贺龙的忠诚,罗树奎改名“罗忠义”。其部被编入贺部独立第一团为第一营,担任营长。该独立团主要由罗树奎的旧部和铜仁及附近自愿入伍的黔东青年组建而成。团长罗豹均(罗文卫),铜仁人。团副官邓开勋,谢家桥邓家寨人。

在镇远,贺龙收编了欧百川的武装。欧百川,贵州松桃人,苗族。收编前属黔军姜文华旅驻玉屏一个团的团长。收编后改编为贺部独立第二团担任团长。他深得贺龙器重。其旧部大都是家乡松桃的苗族青年,作战勇敢,能打硬仗、恶仗。

在铜仁组建了独立第三团。主要是黔东各县和秦光远在黔东南的镇远、岑巩等地招收的有志青年组成。秦光远被任命为该独立团团长,李汤丞(铜仁人)[⑥]为中校团副,范结成(松桃人)为中校团副。

在铜仁牛场坡收编了潘文松部的100多人枪,及其它地方武装,组建成贺部独立第四团,任命刘燮为团长。潘文松旧部编为一个营,担任营长。[⑦]

在思南,收编了胡泽芝的团,组建成贺部独立第六团。胡泽芝,女,其丈夫名三老茭,遵义人。在贺部二进铜仁前,他和思南卸任县长刘燮华率该团攻打铜仁。当队伍越过锦江河,正进入北门水巷子时,被守城的罗哲卿部五支队长罗树奎打死。三老茭死后,由其太太胡泽芝接任团长。收编时,贺龙仍明确她为独立第六团团长(贺部北伐到了湖南沅陵,整编部队时才动员她离队并作了安置)。

编入独立第六团的还有:收编铜仁坝黄杨兰枝的一支几十人枪的武装,编为一个连担任连长;收编了铜仁牛场坡刘刚的几十人枪,编入该团一个连,任连长。

参加贺龙部的还有一批妇女。她们入伍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当部队进入湖南后,有的陆续被动员回籍,有的继续留在部队搞后勤方面的事,有的则成为中下级军官的妻子,有的则在常德被反动当局杀害。根椐亲历者的回忆,在铜仁随贺部人湘的有余老秀、雷老元、朱尚珍、张老二、安某等人。人们称她们为“八姊妹”。

贺龙部在原有6000的基础上,又扩编了六个独立团四千人马,已达一万人以上。与此同时,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贺龙着手培养军事骨干,决定在铜仁招收军官生,特委托秘书长严仁珊、副官长秦光远等主持开办军官训练学校,对来自黔东、黔东南的两百多名知识青年,进行培训。这批军官生随贺龙部北伐到达常德后,转入周逸群在澧州主持开办的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继续学习。第二年春,在湖北黄冈结业,这批学员与在澧州招收的学员一起,被分配到贺部担任营、连级军官。

1926年初始,中国的大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推翻奉直军阀扶植的段祺瑞政府。2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也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接着,湖南的唐生智亦秘密派代表赴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已完全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发动工农运动,拥护国民政府,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实现国民革命。全国革命潮流空前高涨。

远在铜仁驻军的贺龙,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正思考着部队的政治前途。然而,贺龙首先的当务之急是部队的生存问题,亟待解决。因为在川南一带驻军的袁祖铭部要回贵州,占据贵阳的周西成不会拱手相让。袁军只得进占黔东,东进湘西。于此,袁祖铭就要兵临城下!

贺龙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对抗。以数千人对抗数万人的袁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显然不可取。二是合作。袁祖铭是北洋军阀吴佩孚一手扶植起来的,与南方国民政府对抗的敌对势力。如果合作,这是政治上的大倒退,绝对不可行。三是退避。哪里是安全的退避之地?到广东去,的确很理想,也是贺龙多年的夙愿。从军事上讲,千里远征,东有湘军阻拦,南有桂军侧击,很难实现。贺龙对熊克武失败的教训还记忆犹新。贺部何去何从?

在彷徨中,贺龙又想到了周逸群。听说他早已离开上海,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并任职。于是,贺龙派人到周逸群的岳父伍文彪那里,要来了他寄给家乡亲人的信件和书籍,进行认真地品味。其中《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宣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兵友必读》及周逸群主编的《中国军人》、《青年车人》等刊物。宣言说:“列强帝国主义,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国因此便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宣言接着说:“帝国主义利用各派军阀,以遂他们侵略的野心,军阀们造成了战争,我国因此便成了兵匪、军阀、帝国主义共同扰乱的残局。”宣言最后号召:“军人自救,即所以救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团结即是力量!联合即是幸福!”宣言给中国军人指明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是最主要的敌人!

军人如何实现团结救国的重任呢?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的宗旨明确指出:“(一)团结军人保障自身的利益;(二)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三)帮助国民党建设一个统一的坚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国民革命军;(四)在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作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工作;(五)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六)建立各军队间相互的密切关系……”这一宗旨是以周逸群、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员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国共合作方针制定的。因此,对于中国革命军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贺龙听后心明眼亮:从思想上更加坚定了拥护国民政府、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队列、完成北伐大业,是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后来,贺龙回忆这一情形时深有感触地说:“这对于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⑧]

部队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训练,军事素质有了一定提高。为了维护铜仁外围的安全和社会稳定,活跃部队的战斗生活,为即将北伐作准备,贺龙于1926年2月命令贺敦武率第二旅开赴松桃、秀山一带活动。通过这次军事行动,也可以了解和掌握袁祖铭的部队行动情况。据杨白泉老人回忆:“记得还在穿薄棉衣,我参加了由贺敦武这个旅去四川。当时这个旅有四五千人。部队从铜仁出发,经客寨(和平)、孟溪、普觉,进入秀山的邑梅。在邑梅与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交火。杨部退至秀山、龙塘。两军相持一段时间。”随穆永儒第六团驻秀山的郑小舟老人也说:“贺部追到龙塘时,遇到了神兵团的阻挠,暂时退至秀山城。贺龙得知后,即派驻松桃的刘燮团前去增援。结果,活捉‘神兵’二百多人。战斗中,贺敦武的手枪排长被‘神兵’捉去,捆在树上,用煤油活活烧死。”3月,全旅返回铜仁附近驻防。

阳春三月,贺龙的前妻向媛姑,从武汉派堂弟贺文祯,带着衣物来到铜仁看望贺龙及弟兄们。贺龙要贺文祯转达:我和弟兄们度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听说广东国民革命军快要北伐,我贺龙很快要打回湖南老家,不久,就会武汉胜利重逢!

铜仁广大群众听说贺龙部要准备北伐,都纷纷备礼前往慰问。并推曾奉卿为代表,送了两面大彩旗,他叫儿子曾南乔旗上写着“勋高三楚、威震双江”8个大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到贺龙司令部,作为对贺龙部的表彰和称颂。1926年5月,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乐欢奏声中,贺龙部高举“讨贼联军”大旗,在铜仁校场坝誓师,再度经马脚岩漾头司向湖南挥戈直下,踏上北伐征程,随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唐承德  陈刚)

 


[①]刘达五,1880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后随蔡鳄入川攻打袁世凯。1920年结识贺龙,1923年追随贺龙革命,1928年在红军中因伤成残离开贺龙返乡,前后共事九个年头。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先后担任贺部训练处长、团长等职。北伐时,积极配合周逸群改造训练贺龙部,成绩卓著。1952年病逝,享年72岁。

 

[②]1978年3月16日笔者走访唐承德老人谈话记录

[③]朱泽云《贺龙元帅的前半生》第104页。当代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④]刘达五《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第14页。

[⑤]翁淑馨1979年11月24日与唐承德谈话记录。

[⑥]李汤丞  据翁淑馨老人提供的文字资料:“他与贺龙于1924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在我家结拜为生死弟兄。我还杀了只公鸡,将血滴在酒里,给他俩吃雄鸡血酒。”1925年12月贺龙二进铜仁,他任贺部贺敦武旅秦光远团副,参加北伐;在开往南昌起义途中,因病返武汉治疗与部队失去联系而回铜。

[⑦]缺贺独立第五团的资料,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也都回忆不起。

[⑧]王敏昭:《一切依靠党和群众 》,《回忆贺龙》第124页。